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作为生态文明的传播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我们要清楚地认识碳达峰的深远影响和碳中和的真正内涵，全面把握我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合理引导更多人正确理解、积极参与并提供有效支持。

碳达峰：年排放量达到最大峰值后不再增长

所谓碳达峰，是指在某个确定的年份前，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处于增长阶段，而在该年份到达的时间点上，年排放量达到最大峰值后不再增长。

从当前日趋严重的极端天气事件看，显然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大于年吸收量。当然，这里的排放主要指由人类活动产生，吸收仍然基本依赖自然界。随着碳中和等知识的普及和相关约束，人类有意识的吸收将逐年增加。在碳达峰年到来前，年排放量仍在逐年增大——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每年吸收不了的二氧化碳剩余量一直处于递增阶段，达峰年当年达到峰值。

我国定为2030年前达峰，意味着那些主要依靠产生温室气体释放能量的经济发展类型，要在时间受限的夹缝中，努力完成尚未完全实现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建设任务，既要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有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优先需要”的原则，又要科学合理地体现大国担当。

那么，碳达峰年以及此前累积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到底有多少呢？理论上，应该是从出现未被吸收的剩余年开始，直到达峰年间各个年度的剩余量总和。如果用二维图像——年剩余量变化曲线来描述，其中，纵轴表示年度剩余量，横轴表示年份（从1850年工业革命出现剩余量开始），那么年度剩余量变化曲线与年份坐标轴围合所形成的面积，就表示总剩余量。可以看出，年份越长、峰年峰值越高，由年度剩余量变化曲线与横坐标所围合形成的总剩余量面积就越大，累积的温室气体总量就越多，温室效应后果就越严重，吸收任务也就越大。

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误解与挑战

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前提、基础和必由之路。作为峰值高度和排放量由增转降的拐点，碳达峰的时间早晚和峰值高低，直接影响碳中和的开始、难度和时长。对于碳达峰年前的几年，绝不能理解为“要抓住时机大干快上，狠狠发展大量排放”，而要谨慎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能降（能耗）就降、能减（排放）就减、能吸收（二氧化碳）就吸收，尽量降低峰值高度。

正因为如此，在没有年剩余量积累的碳中和年当年，温室气体累积量最大、浓度最高、温室效应最强。此时，地球的最大危机才开始全面显现，极端天气发生的频度和强度都可能更多更强且难以预测，毕竟地球生态系统的连锁效应具有严重滞后性。但温室效应的转折也由此发生，由于年剩余量为零，累积不再增加，且随着吸收的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下降，温室效应也相应减弱。所以，碳中和年也是温室效应达到最大而即将减弱的起始年。

碳中和之后，人类需继续忍受极端气候危害，因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仍然很高，距离恢复到工业革命前、《京都议定书》追求的1990年，或者我国以2005年为基准对比的浓度，还十分遥远。目前，实现碳达峰的国家或者城市不少，但尚未有一地实现碳中和。足见，实现碳中和并非易事，恢复大气温室气体的理想浓度任重道远。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