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我们特地刊发《城市低碳72策：实务者言》。

这份低碳72策，来自我们近期对相关学者和实践者的采访和约稿，以及对公开报告的摘录，总结了城市低碳的策略与建议。其中有新鲜的思考，也有反复强调的部分。它涉及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生态建筑、低碳交通、循环经济、绿色金融、科技创新和基于自然等八个方面，在中国发出双碳承诺一周年之际，于“城市呼吸：2021 BMW卓越城市讲堂”上发布。

预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过度减碳”和“减碳不足”这两种倾向都会不断出现。理论上认为，是碳减排相关的市场主体，在决定减排的资源投入水平，而从市场各种表征看，资源在碳减排上的投入是否“均衡”，其关键在于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简单而言，就是上述边界究竟给政府和市场本身创造什么信号或提供什么激励。

一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究竟如何划清各自边界，什么属于政府的干预范围，什么是市场配置的对象和范围，以及在市场配置过程中，政府究竟履行什么职责。

市场总会比较容易放大某个发展趋势的乘数效应，造成一些大起大落，但市场同样也有好处，最终会形成一个较为有效的发展水平，特别是把最合适的资源配置到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因此有必要将私人品属性较高的资源定价、资源流向和配置等工作交给市场，而政府则主要负责公共属性为主的环节，比如大力鼓励碳中和技术创新、管控碳中和经济金融风险等。

就此而言，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有机分工，这个“力道”就是合适的。

二是政府干预过程中的工作力度问题。如前所言，政府主要负责克服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那些公共属性、外部性、风险性较强的环节，进而制定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时间表，以及开展气候金融的宏观审慎管理等，相应工作有力度和程度的问题。一般来讲，各级政府以及不同政府部门，由于职责在肩，都会实施有利于自身部门目标的政策。如资源环境部门更多关注减排目标的有效性，如排放量和排放浓度等指标，经济金融部门则更多关注减排过程的有效性，如成本收益性或经济金融增长的激励相容等。

各司其职本身无可厚非，但碳达峰碳中和的某种“本位主义”，结果上会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顾此失彼，使得直接相关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以及在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形成一定“失衡”，以致于产生“运动式减碳”，并造成各种不必要的损失。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制定政策评估制度，对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展开完整的政策评估，从全局出发，利用科学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对各级政府以及政府部门出台的碳达峰碳中和举措进行评估评价，在此基础上形成最终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