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要减碳,需要多花钱”, 在11月17日《财经》杂志主办的“碳中和高峰论坛暨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榜单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教授在发言中表示。
郑新业表示,要降低碳排放,采取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化石能源的排放标准,购买绿电等措施,背后都意味着一件事:双碳不是免费的,要告诉大家,想要减碳,需要多花钱。
但另一方面,也要明明白白说明减碳的收益在哪。在郑新业看来,碳减排存在收益不对称的问题,即企业通过减排让世界变得更好,但没办法向全世界收费,这和制造出售产品不一样,很难确权,从而很难匹配成本和收益,也使得金融工具设计比较麻烦。
进一步的,对于国家而言,郑新业认为,减碳以降污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其团队此前的研究表明,中国每减少一吨二氧化碳,短期可以产生1.7美元二氧化硫减排的收益。长期可以产生30美元的二氧化硫减排收益。因此,减碳与降污有协同效应,而且是前者在先,对于受污染问题负面冲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实实在在的红利。
在当下的资源禀赋下,碳排放权与发展权仍然密切相关。“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增量碳排放权要留给不发达国家,还有很多国家缺电,你不能说这些国家活该,他们有发展的权益”,郑新业表示。他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大量的碳排放空间,后进国家没有空间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办。
对此,郑新业建议,亚投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参考如苹果公司在碳中和上的举措,去购买可再生能源的额度,以多边机构项目制的形式来推进碳中和。具体而言,对于缺电的不发达国家,洲际发展银行应该继续支持其投资火电,促进基础设施发展,同时去购买更多可再生能源,实现项目的碳中和,这样可以兼顾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问题。
具体到国内,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省份之间也存在。郑新业指出,不同省份存在差异,要因地制宜推进,不能整体对待,谁的GDP高,谁承担的减排责任就越重,因为其收益也越大。此外,河北、河南、山西、四川等省份正处于经济爬坡阶段,面临的发展权和排放权问题更为突出。
对于碳排放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郑新业强调措施不能激进,不能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如果企业竞争力急剧下滑,也将打击碳事业。在具体机制上,郑新业建议提高碳税,降低增值税税率,倡导将增值税税率降到10%。“这样碳税收入上升,增值税收入下降,可以缓和企业本身受到的碳冲击”,郑新业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