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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徐晋涛: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思考

发布时间:2021-09-01 13:24    浏览量:73     分享:

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将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二战后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誉为“东亚奇迹”,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却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东亚模式、中国模式“高投入、低效率”,GDP增长率虽高,但全要素增长率只有2%-3%,与发达国家长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持平,谈不上发展奇迹。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专访时指出,不同于克鲁格曼的观点,中国经济“奇迹式增长”主要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投入。当前的环境形势一定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向低排放、低能耗、低碳、高生产率转型,就必须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和能源结构深刻调整,并形成配套的解决方案。

要素市场改革是中国经济低碳增长的驱动力

《北大金融评论》:您指出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生产要素价格的高度扭曲,这对碳中和目标下我们的经济转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徐晋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曾对1998-2008年中国主要出口行业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有助于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们以C-D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模型,分解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投入(碳足迹为近似变量)等生产要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环境投入和资本对中国出口增长贡献率显著;全要素生产率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超过一半,其次是环境投入的贡献,中国在加入WTO之前,环境投入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就已达到28%,加入WTO之后增加到37%;剩余的出口增长可归结于资本投入。显然,中国过去的增长实际上是一个高碳的增长、牺牲环境带来的增长。这一结论不同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他认为亚洲模式、中国模式的增长都是靠资本、劳动力的高强度投入。但实际情况是,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一定会提高,而中国又同时在大量牺牲环境,这就带来了“Good News & Bad News”。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对中国增长模式进行了概括,认为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就是由“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增长”转变。之所以有“奇迹式增长”,实际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终产品价格是逐渐实现了由市场决定,但要素投入保持了长期的管制,有控制的要素投入价格和自由竞争的最终产品价格之间的差距很大,就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例如在金融要素上,中国的大型国企长期享受着非常低的资本价格,其利润增长相对更为轻松。其他诸如土地等要素,政府干预也比较多,整个要素市场价格向偏低方向扭曲。这其中,环境要素扭曲最为严重。因为没有有效的环保政策就意味着环境要素的价格接近于零,不会有人为清洁的空气和水付费。“奇迹式增长”是靠扭曲要素价格实现的,造就了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这种奇迹式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常规增长”就是要纠正要素市场的扭曲,让市场决定要素价格,让新的价格体系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

《北大金融评论》:在由“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增长”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环境要素市场的这种扭曲要怎样纠正?

徐晋涛:环境要素通常没有天然的市场,需要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其产生价格。主要的经济政策手段包括税收和排放权交易。但碳排放交易能否成功,取决于市场主体的参与意愿,而参与意愿怎么形成,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现在政策设计者的思路和节奏,预计未来两三年内,发电行业的全国统一市场可以建成和运行;四五年内,所有的主要排放部门加入碳排放交易市场;到2030年,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完成并能良好运行。在没有其他外力影响下,这样的节奏基本是可行的。

碳税是中国碳减排的较优选择

《北大金融评论》:碳税与碳交易均是碳减排的重要工具,为什么您会认为对于中国而言,碳税优于碳交易?

徐晋涛:现在有一两个因素可能会给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带来意外冲击,即欧盟和美国的边境调整政策。欧盟的边境调整政策将从2023年开始实施,其实质就是要征收碳关税。其作用机制在于,一旦一个经济区实打实地推进二氧化碳减排,其碳价就必然会迅速上升,碳价迅速上升就意味着制造业的成本也会大幅度上升,这些制造业企业就一定会推动决策者实施边境调整政策,以保护自己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简言之,边境调整政策下,进口到欧盟的电视机,其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要交同样多的碳价格,但如果本国的碳价跟欧盟的碳价一样,进口到欧盟就可以免交碳关税。基于此,向欧盟出口产品的国家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收碳税,因为不收就要向欧盟交碳关税,所以边境调整政策在倒逼出口国在国内建立碳价格体系。对于中国而言,要快速响应欧盟的边境调整政策,只能靠征收碳税,因为碳税相较于碳交易更易于测算和执行。

对中国影响更大的还是美国呼之欲出的边境调整政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气候行动上比较激进,早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已经有了清洁能源法草案,提出了边境调整的思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拜登竞选纲领里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重返巴黎协议。最近拜登政府宣布到2030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的基准水平降低50%。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通过经济政策,如碳交易或碳税,因为美国政府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关闭企业。那么美国也会实施边境调整机制。

因此,如果在未来几年,欧盟、美国先后征收碳关税,中国国内征收碳税的必要性就增大了。中国近期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出口,而美国和欧盟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边境调整政策必然会对我们的贸易部门形成巨大冲击。类似于中国加入WTO,只是WTO是取消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而边境调整政策是增加关税,因此过去受益于WTO而腾飞的产业,这次受到的冲击预计也将最大。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征收碳税的优点也很明显。事实上,中国环保最弱的环节在地方政府。过去政府出于税收、就业等因素考虑,环境执法的积极性不高,某种程度上还会掩护企业排放。而以地方税形式征收碳税,相当于给予地方政府一项激励,类似于检查偷税漏税,政府有积极性严格监督企业,减少市场失灵。同时地方政府增加了税源,其“Grabbing Hand(掠夺之手)”就会相对弱化,进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其他形式的干扰,提升本地市场上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

《北大金融评论》:也有观点认为碳税无法控制碳排放总量,企业多交税就可以多排放,您怎么看?

徐晋涛: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一个效率问题。即只要企业为所有的排放都交了税,这些排放行为就应该是合法合理的。事实上,企业是理性经济人,会衡量缴税的费用和减排的成本,并根据税率调整自己的技术选择。是否会多排,这取决于政策设计,如果税率非常高,排放带给企业的边际收益远远低于交税的成本,企业就会自动减排。对于地方政府也是,如果地方政府要多收税,本地企业投资就会下降,企业就会少来,地方政府收税跟企业增加投资是矛盾的,所以最后还会是一个均衡的结果。

《北大金融评论》: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征收碳税时最好从供给端征收,但生产的原动力是消费,碳减排“需求侧管理”也意义重大,您认可从需求端征税吗?

徐晋涛:我个人认为减排的核心还是生产端。因为任何产品的生产几乎都有清洁生产的技术,从这一点来看,高碳排放过程中,消费是没有过错的,而是生产的技术选择出了问题。事实上,当我们向生产者征收碳税时,并不是生产者承担了所有的费用,消费者也会承担自己的一部分,具体的比例取决于具体的行业性质。碳减排必然会对消费产生遏制,而关键在于供给侧的技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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