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作出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以下简称“3060目标”），并在2020年12月的全球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具体地细化了碳减排目标——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3060目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国家战略决策，既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和全面考量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能力的科学判断，充分彰显了我国顺应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全球大势的大国担当。为此，有必要在数字经济等社会经济发展前沿领域全面推进与碳达峰碳中和的有机融合和协同，数字经济助力碳中和可谓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将于9月7日在成都举行，本届论坛也以“数字助力，绿色发展”为主题。

第一，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数字经济必须及时响应碳中和战略，推动实现碳中和数字化。

根据统计，我国2020年GDP总量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与数字经济直接或间接相关，凸显在后工业化时代里，数字经济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可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家碳中和战略适时提出，数字经济和碳中和同步成为经济发展的“风口”，这两个风口之间必然可以产生“火花”，推动形成一个更大的发展浪潮。事实上，从各类企业和机构的市场表现来看，碳中和已经在牵手数字技术和产业。表面上这是数字经济在碳中和领域寻找合适的应用场景，实质上，这是碳中和目标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溢出”。也就是作为重要战略决策，碳中和在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或供给）有价值的需求，通过自身的数字化进程为数字经济创造新的生命力。就此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必须也理应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服务好碳中和战略，以此拓宽和提升自己的发展空间。

第二，数字经济要注重解决碳中和过程中的难点与痛点，以数字化来提升碳中和的发展效率。

碳达峰碳中和过程牵涉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技术、产业、能源、金融，等等，其中必然面临不少挑战。就以碳排放标准体系的建设这一最基础的工作为例，这是开展碳减排和一切排放测算的基础，历史上一直存在底数不清、计量模糊的问题，尤其是在广大的中小企业排放主体上，缺乏高效低成本的统计和测算方法及工具。在此，是否可以发挥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借助数字经济领域成熟的数字技术和工具，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来推进碳排放标准化体系的建设，使得各产业形成碳减排度量和测算基线，进而提高碳配额分配到交易等方面的效率。应该说，目前数字经济领域也已经注意到碳中和领域的这些痛点和难点，也作了不少尝试，比如构建了碳排放因子库等，但真正能够将碳排放与碳交易以及碳金融相结合的底层数字技术还不多见，数字经济应该重视并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

第三，数字经济助力碳中和过程中也要重视自身的碳中和问题，以低碳的数字化来为碳中和目标减负。

与制造业等产业相比，数字经济本身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依赖度不大，主要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无疑属于绿色低碳产业。但数字经济的聚集性较强，往往在很小的空间里有着非常密集的设备设施投入，比如大型的数据中心或者超级计算机等，而这些设施设备的运行往往需要耗用大量的电能。据研究测算，全球所有数据中心加起来，电力消耗总量已经占据了全球电力年使用量的3%。到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使用的电力总量按现在的电力价格来估算的话，年费用将会超过百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6%。这样一来，在无法很快改变电力能源结构的条件下，数字经济本身就是一个碳排放大户，这显然是与碳中和战略背道而驰的。因此，碳中和数字化也应对数字经济的碳中和提出要求，一方面要大力提高数字经济的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数字经济的节能减排。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必要加强与绿证市场、碳市场的结合，通过绿色金融机制来提高自身碳达峰碳中和的能力。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