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杜祥琬先生接受了新浪财经ESG评级中心的访谈，就可持续发展、减碳等话题发表见解。

杜祥琬，应用核物理、强激光技术和能源战略专家。曾主持我国核试验诊断理论和核武器中子学的精确化研究，为我国核试验的成功和核武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曾任国家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推动我国新型高能激光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主持了中国工程院“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我国核能发展的再研究”等我国能源发展战略重大咨询研究项目，现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主持了中国工程院“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问题研究”等重大咨询研究项目，参与了国家2020年和2030年低碳发展战略目标的论证，作为中国代表团高级顾问参加了多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任第二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

以下为本次访谈实录：

新浪财经：杜院士您好，很荣幸您能接受新浪财经访谈。当前，市场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话题有着很高的关注度，我们也有几个问题希望能向您请教。近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最新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指出，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将升温限制在1.5°C甚至是2°C都将无法实现。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相对悲观的前景，您怎么看待这一警告？

杜祥琬：应该说它是科学的描述了这个情景。因为IPCC是全球的上几百位科学家的集合，它的责任是评估。它并不是做自己的研究，而是把全世界的科学家的文献集中起来做评估，他们评估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样一个结论。你说悲观也好，说危机也好，我觉得更是给全世界挑起的警钟。

从科学来说，它是更进一步确认了一次又一次的，现在已经是第六次评估报告了。 对于现代气候变化的一些基本认识，比如说气候变化的基本特征，气候变化的归因，它提到归因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这一点是更加清晰。

它是加强了应有的一些认识。对于气候变化，全球升温和反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多，频度和力度都相应增加，都是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向全世界讲了这样一个情况。让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大众们，都更加警觉起来，更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我想它是这样一个意思。我是比较认可的。

新浪财经：那您觉得对于这种警告，我们当前最紧迫的改变是哪方面？

杜祥琬：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减缓，一个是适应。我想主要比较紧迫的就是减缓。报告也提到，气候变化的归因是来自于温室气体的排放，而温室气体里边，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其他还包括甲烷等等。这次报告就强调了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更快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正好跟我们国家去年向全球承诺的，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要实现碳中和是一个意思。

中国也是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而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是足够积极的采取措施。所以我觉得，现在最紧迫的就是要减排。

新浪财经：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发达国家的计划普遍是 45-70年，而中国只预留了30 年，您如何看待这一挑战和机遇？

杜祥琬：对中国来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预留了三十年，这个无疑是很大一个挑战，也是相当的困难。这个困难是因为中国现在产业偏重，能源偏煤，而且咱们整个的效率还是比较偏低的。而且几十年来我们虽然发展很多，但是发展对于高碳路径的依赖惯性比较大，要克服这几个困难还是要很费劲的。

所以三十年要从碳达峰走向碳中和，我们需要做出非凡的努力，这里也需要很多的科技创新，也给我们科技界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任务和要求，也可以说是一种困难、是一种挑战，但是也是个机遇。

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困难，正好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短板，我们努力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正好是补短板，让我们国家的发展更为健康、更为高质量。我觉得中国要促进技术创新，更快的达到一种技术进步。如果我们转型不利的话，全球都在转型的背景下，那我们就会落后。我们现在有一种更短一点的、更紧迫的这样一种感觉，能促进自己碳达峰、碳中和，这样就会让自己国家的技术进步占领未来的科技的制高点，这样才使得中国的未来能够有更好的、更健康的未来。这样一个十四亿人的大国，能够要建成不仅是绿色的，而且也是美丽的未来，有必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倡到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的确困难，但是也是可能的，所以我想强调这一点。

新浪财经：高碳行业其实面临的困难更大，其实您刚才讲了一些它的理论基础。目前，有些高碳行业似乎有种恐惧心理，部分企业也担忧会为减碳付出高昂的成本，您如何看待这种担忧？需要通过哪些方式解决这些担心？

杜祥琬：我们有些煤炭的部门有一些担忧或者有些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也是很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觉得要把压力变成动力才好，要认识到这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也是全球的需要。现在我们很多国际的，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大的公司、一些大的企业，很有战略眼光的认识到这是一个全球的转型问题。

包括煤炭本身，它清洁低碳的利用也有很多可以创新的地方。做减法我想是，首先要减掉非发电的部分，比如我们散烧煤，还有我们工业里面也用到很多煤炭。如果我们的技术进步，会让这些煤炭变成电力，或者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变成电力，这样我们再用非化石能源来发电，这样我们整个的工业就会进步，效率也会更高。煤电本身逐步的减少它的比例，也是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虽然煤炭比油和气多，但是煤炭也不是可再生的。我们在全球比起来，人均的煤炭只有全球的三分之二，所以我们煤炭也要从长计议要逐步的、稳步的减少，它也是为了自己国家的需要。

所以我想这样一些部门，几十年来从事高碳行业的，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现在在能源转型的时候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要主动的转型，想着创新的这种技术和管理，如何来为新的转型，为碳目标的实现做出新贡献，我想这是高碳行业他们应该有的一种心态。也有很多的专家在这个领域，很多的企业已经提出了很多实施方案，这是有办法可做的。

我们国家在若干年之内还少不了要用煤炭，让煤炭灵活性的改造，比如煤电厂，来支撑或者来协助非化石能源，太阳能，风能，能够调峰，能够更好的输出一个优质电力。配合好就是一个新的历史使命，同时他们自己如何清洁低碳也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另外发展碳捕获技术，就是将自己不得不用的一些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捕获了、利用了，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新的挑战、新的技术，也是新的进步。我想从事这个行业的同志们，行业没有高低之分，它都是要前进的。要从全球的眼光、从国家未来的眼光，来把自己的行业做的更上一层楼。

新浪财经：那是不是国企还有一些央企，它面临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时它会得到一些国家政策的帮助或者扶持。但是对于一些高碳行业的这些民营企业来说，他们可能未来几年面临的一个缓慢的洗牌或者说面临着一个淘汰？

杜祥琬：可以这样理解，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我们国家不可少的所有制的组成部分，应该是都面临着这样一个机遇和挑战，那就看谁能够对机遇看得更准、行动得更快、转型做得更好。对国有、对民营企业，国家的政策对他们的转型应该给予一样的支持才对。但是这些行业的转型，刚才你说的很对，它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国家要给他一定的补偿，比如刚才我提到煤电做灵活性改造，它去配合太阳能、风能，能够作为调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做了这样贡献的煤电厂，国家就要给他们一定的报酬，要给他们一定的待遇。也有人提出来转型基金就是这个意思，转型是要付出代价的，付出代价是应该给予鼓励、应该有政策的，我觉得这个提法也是对的。

新浪财经：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去年，我国政府提出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表，目前，我们正处在碳达峰的过程中。您曾说过“碳达峰不是冲高峰，也不是攀高峰，而是要根据碳中和目标来实现碳达峰”，我们如何理解您说的这句话？

杜祥琬：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就是我们国家在提出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同时，也提了2030年的几个发展的数据，我就举其中一个。我们到2030年的碳强度比2005年要下降百分之六十五，如果把这个跟2030年前碳达峰连起来，你就会知道，我们是要通过一步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来实现）。因为咱们现在还不是绝对量减少了，而是碳排放的强度减少。通过碳强度的减少，逐渐的让积碳强度的减少能够高于GDP的增长，这个就是要低碳发展，通过碳强度的减少来达到总量的达峰。所以如果把2030年前国家提的几个数据联合起来，统一起来理解，就不会理解成我只是达到一个峰值，那多高都可以冲高峰、攀高峰，这样当然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促进碳强度的降低，2030年以后才是绝对量的降低，这两个差别就在这儿。所以碳达峰之前，要通过一步步的碳强度的降低，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技术进步。但是我们还一下子做不到绝对量的减排，因为我们发展的阶段跟发达国家还是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是碳强度降低。你要这样来理解，碳达峰的到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会为下一步碳中和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碳达峰的峰值如果过高，等于你下面碳中和的条件就更高，那就要付出更多代价。如果碳达峰适当的低一点，下面我们碳中和的代价就会低一点，所以这个要看着碳中和来实现碳达峰，这样的理解就比较全面了。

来源：新浪财经